苏东坡曾云：“纸窗竹屋，灯火青荧，时于此间，得少佳趣”。东坡先生大约得“趣”于挑灯时分，安静场所宜于读书，消遣世虑，还可以独自享用那种“野味”。而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里说钱思公手不释卷，坐读经史，卧读小说，连上茅房都阅词，永叔先生也说自己平生作文更在“三上”——马上、枕上、厕上，既然这三个场所须分开，看来文人什么书都可以读，还有面对讲占卦的讲窑子里妓女的书也未必表达憎恶，可以翻翻，至于在马上？厕上？还是枕上？他们都不说。

　　既然茅房里可以阅词，那也说明了如厕的另一种意义。据说穆太公在如厕过程中偶然开悟让那些推销“汉服”的所谓“大儒”们能望其项背。宋公挟书如厕，怕别人不知道，书声朗朗，抑扬顿挫；这虽然需要勇气，但常此以往，就闹不清何为书室，何为厕所了。钱公坐读经史，因经史深奥，须正襟危坐。卧读小说，因小说香艳，则可以催眠。如厕读小辞，因小辞多半简短易读，情趣怡然。

　　这个严肃且幽默的方式让我觉得可以瞑想或如厕读书的可贵，这也是我一贯以来对“读书之乐乐陶陶”持相左意见，或许，我旁门左道的阅读使我不是那种惧思之人，初虽把卷终亦掩卷，我自己的所谓读书大抵是在消耗书画之余的那些琐屑，所以在我的生活里求得填补而已。都说消遣世虑以读书为最适宜，可是我的杂览的经验让我思路混乱。

　　但我家里的卫生间洁净如同展厅，各种书刊杂志排列，随手可得，倘若讲究沐浴点檀香，那是一种闲来的瞎掰，我一卷在手，聊作短暂的消磨，其实如厕读书也很多隐痛，如厕需要血液往下循环，血液上涌容易致使下盘空虚，尽管脑子清醒如晨起，但下盘则长久积痼。至于宋公垂同在书院，每走厕必挟书以往，讽咏之声朗然，闻于远近，其笃学如此——是否真实我们当然无从考据。

　　另有《语林》云，石崇厕有绛纱帐大床，茵蓐甚丽，两婢持锦香囊伺候两侧，场景如同出宫，这哪里是如厕，还要在两个婢女的“照顾”下放很响的屁，参杂各种异响，里头再翻阅书籍，他还是人么？